【回顾｜卓越讲坛】区域国别研究：来路与走向

区域国别研究究竟从何而来？张勇安教授从地理大发现讲起，指出这门学问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与政治性。欧洲列强在海外扩张中，为了更有效地征服、管理与开发殖民地，开始系统地积累关于“他者”的知识，动员科学家与官员系统研究所在地的社会与资源。从东方学的设立到殖民时代的调查报告，区域国别研究最初是作为“帝国的工具性知识”而存在的。张教授特别提到了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萨义德的洞见：“东方学不仅使东方可知、可学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使其可统治。”正是这一论断，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政治权力之间难以切割的纠缠。

二战与冷战时期，美国更是成为区域国别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推手。在战时，了解各国文化与社会以服务国家战略制定本就有迫切需求；而到战后，大学、政府与基金会则形成一种“铁三角”：大学提供知识与人才，政府提供战略需求与资金，基金会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持续资助与制度支持，促进更加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。自此，这一学科也完成了从应急性知识到系统性学术的转型，并由此确立了其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鲜明底色。

然而，张教授告诉同学们，随着冷战终结，区域国别研究曾一度面临“危”与“机”并存的局面——一方面，其在“和平时期”存在的必要性相对下降；而另一方面，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单纯的记录为主，却欠缺思考的深度。张教授指出，正是在学者们的自我反思中，“新区域研究”应运而生，并对全球政治和政策制定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新的研究方向更加关注基层、关注社群；重视思想通过全球网络的传播，并关注全球化的影响；欣赏区域知识和哲学，同时提供对复杂社会和历史的批判性见解。最终，使当代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了一种扎根于空间、地域与社群，又能够突破传统国家边界的局限，系统探索地方性、全球性及二者互动的中间地带的重要学科。

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全球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版图仍在不断重构。研究路径与手段也日益多元：跨区域、跨国别、比较研究等传统路径不断深化，而AI智能体、网络空间、深海、太空等新兴研究对象也在拓展着学科的边界。与此同时，技术方法的介入正推动人文社科与理工科深度融合、交叉创新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，区域国别研究意味着什么？张勇安教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：它是服务于国家更高战略要求的“大国之学”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的深入理解，而这份理解，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学习或文化认知的层面，更要走向智囊与智库的研究，最终落地为切实的对策。

两个小时的讲座，张勇安教授以生动的案例和深刻的洞见，为在场师生打开了一扇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窗口。正如张教授所言，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需要，更是一种国家责任。对于上外学子而言，它既是语言学习的延伸，更是走向“能说会写敢想”、成为有温度、有担当的卓越人才的必经之路。